人没有不生病的。三军不可夺其帅，疾病却可改其志也。尤其是大病一场，能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在嘘唏感叹之余总免不了有些许感悟。犹如历经三世：前生、今生和来生，或许缠绵在病榻上时全都细细体悟。

    本人就不幸得了一场要命的病，却侥幸存活至今。病房内外看到了许多本不应发生却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人和事。很想把它们写下来，一方面提醒自己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身体，感激身边对我不离不弃的亲人和朋友，另一方面，也给目下还在病痛中挣扎的病友们鼓鼓劲儿。如果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你看了本书也许会对我们这些患过重病的人或对你自己增加新的认识。如果我的以上三个目的，只达到一个或两个，我就已经非常欣慰了。

    但愿人长久，千万别生病。

    2000年，新千年伊始，我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成天和医生护士病人针管药瓶氧气瓶打着交道。也许那时年轻，心中还是“野心勃勃”，丝毫没有察觉到妈妈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也没有嗅到死亡的凶险越越临近，脑海中总是想着工作：琢磨选题，采访，撰写文章。就好像生病的不是我，是另外的什么人，我的工作是到医院观察这里的医生病人家属，然后把这里的生活百态组句成文。也可能正是这种心态，在抢救室当听到接到病危通知书时妈妈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时，我还是仿佛觉得妈妈哭的是另外一个岌岌可危的人。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那时我会死去，会抛下爱我的家人和我喜爱的工作。在医院里，我看到了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不到的人间上演的“戏剧”。我悲伤，我感动，我愤怒，我无奈，我要活下去，我要把这一切写下来，告诉人们要珍惜身体，要好好健康地活。我怎么舍得去死？我活了下来，当然有许多病友已经不在了，正如我的主治医生说的“我很幸运。”

    我幸运，除了老天爷的特殊照顾之外，（直至今日，我才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但是神灵也总是对那些奋力想自救的人格外眷顾。）就是自始至终相信自己到这个人世间是要做点儿什么的？就是得了病也一样，人怎么可以什么都没做就离开了呢？尽管病痛的折磨、亲人的误解使得有一段时间天天都在想象自杀后的种种情形，但我还是活了下来。活下来之后，才知道活着真好！

    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工作，今天却成天呆在家里，成了“坐家”。人生形形色色的坎坷可以说我走过不少，形形色色的人为了保住生命而做的种种挣扎我也看了不少。朋友和家人都劝我把这一切说出来，写出来，他们说你的故事会很动人。“博客”这个词我听说以久，一直以为我脑中的那些人和事很惨很无奈。今天生存下来的喜悦我不想因它而被冲刷得支离破碎。有一个人，一个病友，尽管他离去已有几年，但每当回想起他，我心中就涌起许多感动。在无奈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对他洒泪哽咽，虽说他的病况比我要严重得多，但每次交谈之后都能给我增添往下走的勇气。一位可敬的老大哥！今天，在我身体日渐康复的金秋十月，在我终于十年以后能陪着父母畅游江南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安，觉得有件事没有做。那就是像那位老大哥一样，为生病的朋友和生过病的朋友做点事情，把我知道的、感悟到的、看到的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像当年的我一样，在老大哥的指引下少走弯路，毕竟人生短暂，尤其是病中的人生。我也想让我们这些病中的朋友有朝一日，能陪自己曾经为自己担惊受怕愁白了头的父母去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一游。人生不变的恩情来自于自己的父母啊！

    秋天，江南的桂花开了，香得让你无法躲藏。人生的顺境逆境你都无法躲闪。只有走下去！相信自己今生都是带着任务来到人间的，只有活下去才有完成的可能性。这个任务也许只是向自己的父母说一声感谢，或是向自己在困境中始终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人说一声“ILOVEYOU！”

    南方的深秋阴雨连绵，北方同样也阴冷潮湿。

    2001年，就是在这样让花草黯然的季节里，我第三次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免疫科。我得的是一种以前做梦都没法想象的疾病——干燥综合征（SS）。如果这种疾病让你一头雾水的话，那你肯定听到过另外一种可怕的免疫病——红斑狼疮，它和红斑狼疮差不多，至少治疗方法大同小异。干燥综合征直接导致我得了肺纤维化。初期诊断是在2000年，那时医生告诉我妈妈——我只有五年的人生经历了。为了活下去，我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家人主动找医生请求做“自体干细胞移植”。这是在冒风险，犹如在悬崖峭壁间走钢丝，丝毫的差池就会令我魂归西天。与其等死不如一搏，这一直是我的信念。这次住院主要是抽备份血。

    和我同时住院的是一位山西的病友，比我大七八岁，她得的也是干燥综合征也做“移植”，但她病得比我厉害，她有肺动脉高压。她的备份血已抽完，这次主要是来回输。这是治疗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病人需要到“无菌舱”中隔离，白细胞需要降至近乎零的状态，抽出来的自体干细胞才能回输到人体。可就是这种近乎零的白细胞状态让人处于极易感染和诱发各种疾病的危险境地，甚至一个小感冒都可能让人送命。不仅仅是出于经济考虑，对于生的渴望已经使我们这些缠绵在病榻多年身心俱疲的病人心中燃起熊熊大火，眼中看到和心中想到的只是病愈后的风姿焕发，只想快点儿进舱，对于其中的凶险早已抛在脑后，其实根本就不愿去想。免疫科只有一个隔离抢救室——24床。我和她都想快点儿进去，早日见到健康生命的太阳重新高高升起。

    我早于她几天住院，医生原来安排让我先进隔离室。可化验结果不理想，医生就安排她先进了隔离室。进室那天，她的病床被护士推着行进在病房的过道上，经过我的病床时，她冲我直笑，我们相互招了招手，那时我失望极了，眼泪破眶而出，觉得健康的金苹果被她抢到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血液化验指标老是不那么理想，虽然体温正常，但我总感到有要发烧的感觉。同时我不时听到来自隔离室的消息，说她的化验结果也趋于恶化，她整天在哭哭啼啼，对家人和护士医生发脾气。

    就在我认为这次住院没有结果的时候，医生决定让我进隔离室。我的化验指标还没有达到正常的范围内，我害怕，这时我不想进去。可医生的安排你怎么能违背，况且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她被人从隔离室里推出来，就在我俩的病床相互交错而过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里充满了仇恨，对我怒目而视。她认为是我让医生剥夺了她先获得健康的权利和机会。原本住在一个旅馆里的她母亲和我母亲从此也少了许多亲热和寒暄。

    进了隔离室，我的化验结果还是不理想，非但如此，我后背还长了一些水泡，针刺一样难受，有一天竟然还发起了烧。当我妈妈掀起我的衣服把这些水泡给我的主治医生看时，他长叹一声，说：“带状疱疹。”可别小看这些小疱疹，引起它的病毒可能在一个健康人身上只能存活两周，可在我们这些抵抗力极低的免疫病人身上就能要了我们的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感染的这种病毒都无从知晓。我的眼泪当时就如决堤的洪水奔流了出来，疾病和健康真是咫尺天涯啊！

    我被人推出了隔离室，病情有些好转的她同时被推进了我刚刚出来的房间。两床相错时，我看见她的眼角堆着笑，似乎得意地瞟了我一眼。

    两周后她进了“无菌舱”，又过了一周我听说她死了。事后舱内的一位小护士有一天来看我时说，她在舱内成天不是吵吵闹闹，就是哭哭啼啼。末了，小护士问我何时进舱，她说我要是进舱，她就不会感到憋闷了，因为我爱说说笑笑。

    她母亲临行前在旅馆收拾东西时对我母亲说，她女儿在“走”的那天早晨就开始哭哭啼啼，说是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死了。

    听到她的死，我一天都没有说话。

    2002年我抽了备份血。后来我一直发烧，得了两次带状疱疹，又感染了结核和巨细胞病毒。2005年，当这一切都被“镇压”了下去以后，我的主治医生拿着我的肺CT片子说，我的肺纤维化明显好转，不用进“舱”啦！

    我逃过了我生命中致命的“一劫”。

    天知道就在我听到她进舱的消息时，我是多么的悲伤。冥冥中有谁能说出你迈出的哪一步是生，哪一步是死。生死相互交错。一切都如清风，生死谁也挡不住：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做的只能是让生死随缘吧！就如风中的小草，风来时点头，风去时摇摆，怀揣一份淡定，微笑着在风中舞蹈。

    争争夺夺已令喧嚣的尘世中人若狂若癫，病中的人生已经是支离破碎，岂能再去争夺？想想好可怕，我俩原本曾就在生死一床间啊！

    如果给病人按幸福程度排行的话，我认为小孩子生病虽最不幸却又是最幸福的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看到自己可爱乖巧的或儿或女得了重病，做父母的心急如焚，恨不得钻天入地去寻神医良方。只要能治好他们孩儿的病，撇却他们的生命也心甘。

    幸福指数差一些的是老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老人们大多已心如止水，尤其是生病的那些老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哪？随着岁月的磨损，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已“锈蚀斑驳”。人固有一死，行将就木，与其疾病缠身，不如“速战速决”。更何况看着孙男弟女围绕病床，对他们来讲并无太多的遗憾。

    最苦的是生病中的女人，尤其是那些已婚女人。女人的容颜本就经不住岁月的销蚀，更哪堪疾病的**。任你纵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疾病面前一律平等：“灰头土脸”、“胖头肿脸”，尤其是那些经过化疗放疗的女人们，头发被剥夺得一丝不剩。病中的女人留不住娇好的身材和妩媚的容颜，她们想急切挽留的也只能是心中残存的那些似水柔情，可有时这些都荡然无存。

    住院期间，由于我行动不便，一切日常生活皆由母亲和丈夫代劳。北京协和医院免疫科病房主要是一个特大的房间，房间两边分别用木板分隔成一个个四米左右的小空间，里面摆上一张病床、一桌一椅一凳。这很象大公司里的cubicle.惟一不同于现在那种开放式的大办公室之处，是每个“小房间”靠近过道一侧都挂个白布帘。尽管病人好象都各不相干，独处于自己那个“小天地”里。其实，每个小角落里的声声呜咽、阵阵干咳，大病房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当然，我左邻右舍再加上对门病床发出的各种声响，只要我不睡觉不发高烧一切便都尽入耳鼓。

    第一次住进协和医院，大夫护士都不叫我们这些病人名字，而是根据我们所在的病床号，直接称呼我们为xx床。我“病床”右边的邻居是一个三十上下的高挑儿女人。她是北京人，住在通州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近。她得的是红斑狼疮，大脑已经严重受损，出现了精神症状。当我住院的时候，她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但眼睛总是直直地盯住一个地方看。有一次，护士打扫床铺时，我掀开门帘站在“病床”中间的过道上，她也站在那儿。眼睛大大的，脸色苍白，由于长期大量服用激素，高大的身材显得较一般女人魁梧。我们相互点点头，算是打招呼。随即便攀谈起来。她问我得的是什么病，身体的哪个器官受到损害？我如实告诉她，但说不出心里当时竟有些怕她。过道上的灯管她看总像是在晃动，她问我看它们晃不晃？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它们不晃。听到我的回答，她眼中充满了疑惑。

    后来，我听先于我住院的病友说，她刚来住院时头脑中已产生幻觉，上卫生间竟把那里当成了她住的“病床”，躺在地上开始脱衣服要睡觉。几个护士根本就抱不动她，况且她还有“武力倾向”。她的丈夫站在门外流眼泪，不敢靠前。最后护士们总算“连哄带骗”将她护送到她的病床上。听到她的“病况”，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联想到她问我灯管的事，是医生的妈妈告诉我，她得了“精神病”。她的这种病是由于狼疮细胞（实际是一种变异的白细胞）侵害到了中枢神经所致。

    她的爱人天天给她送饭，看出来他对她相当不错。但他从不多跟她讲话。她妈妈也总来看她，她妈妈一来，她就问她的女儿怎么样？吃得好不好？她妈妈也总是问一答一，“简洁明快”。尽管他们都加着小心，可有一天，她和他们说着说着，突然激动，后来竟大骂起来。一时间，大病房里鸦雀无声，只听见她一个人在高声叫骂她的亲人们。从此，我尽量避免和她讲话。

    我和妈妈总是在我的“小房间”里谈谈笑笑。北方人大多是大嗓门，有时妈妈提醒我吃药、注意休息时总免不了家长似的严厉和呵斥。我没在意，隔壁倒是多心了。有一天中午，本是大家午睡时间，她突然却大骂起来，说什么“以老卖老”、“要不是看在她年老的份上，我早就掴她大耳刮子了。”刚开始我还莫名其妙，对她影响我午睡忿忿不满，可听着听着，我的心开始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我听出她在骂我妈，她说我妈成天在呵斥她，在指桑骂槐。天哪！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赶快给妈妈住处打电话，告诉她下午先不要过来，免得造成不必要的争执。晚上，妈妈轻轻地走进病房，轻轻地和我说话。过了没几天，她脱下病服，穿上自己的衣服，她出院了。

    出院临行前，她爱人特意来到我的病房替她向我母亲道歉。我妈妈安慰他，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他说：“她本来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可得了病以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孩子都不敢靠近她，都怕她。她以前对我和孩子好得都没法再好了。”我看见她爱人耷拉着头，肩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

    免疫病房住的病人大多是女人，包括一些女孩子。尤其是得红斑狼疮这种免疫病的大多是已婚且正值生育最佳年龄的女人。她们本来在这个年纪可以更好地哺育儿女，照顾丈夫，伺候老人，可无情的病魔不仅摧残她们的容貌、身材，甚至还夺走她们温柔如水的性情。

    我看见的这个病人毕竟还是幸运的，她的家人包括她丈夫并没有因此而抛弃她。过了两个多月，一次，我和母亲坐公共汽车，还看见她，她人瘦了一些，脸色依然苍白，丈夫依旧陪伴在她身边。我和她的丈夫相互点点头，可她好象没有认出我们。（待续）

    我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时，“对门”是一位三十五、六岁来自内蒙古的女人，长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病房中比她岁数大的人都管她叫“小于”。没有人护理她，由于家不在本地，也没有人来探视她。她不爱多说话，只是我们都把门帘掀起时，偶尔相互微笑算作打招呼。

    刚进病房，病人需要进行一连串的化验检查，每天负责抽血的是协和医科大学的一些到各个科实习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具体说他们可能是未来各科医术精湛的医生，但对于抽血技术实在不敢将他们和技术高超的护士相提并论。吃激素，人不仅发胖血管不好找而且还发脆，即使找到但由于针进入血管长度不好掌握，结果往往是在普通病人身上本来是“一针见血”的活儿，轮到我们这些常年服用激素的病人身上要扎好多针。有一天，为了一针我竟被扎了十五针，手上胳膊上贴满了胶布，最后那针是一个护士在我的脚上好不容易才扎进去的。有时候实习医生几针都扎不进去，他们的手也怯了，便去求护士帮忙。只要是能忙得过来，大多数护士都愿意帮忙。后来我就干脆直接去找护士，省得遭那几针的罪儿。护士们都知道病人中谁的血管不好扎，所以她们基本上是有求心应。医生们更落得个省心，他们也不想让本来就已经够可怜的病人再得到这些额外的“恩赐”了。

    可她没有找护士。她的血管条件并不比别人好到哪里。每次抽完血，病人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洗漱准备进早餐时，她的手上胳膊上都挂了好几条胶布。

    “为什么不找护士抽血？”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

    “早上护士够忙的，况且医生也能扎进去。”她平静地说，脸上还带着微笑。

    “小于，快来帮个忙。”我右边隔壁病床住着从云南来的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她一有事就找我对门帮忙。不管什么时候，小于总是有求必应。

    我总看见她逢人微笑，可有一次，她笑不起来了。有一天下午，我附近几个病床的病友都搬出凳子坐在自家的“病房”前聊天。只要不是危重或特殊病人，不临时增加治疗检查项目，一般下午除了睡觉会客，病人们都会坐到一处闲聊。每当此时，小于表现得就异常活跃，她嘴角总会堆起深深的笑纹。那天我们正在津津乐道着各自拿手的“菜谱”，当她讲到她得意之作——“爆炒海螺丝”时油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再下干红辣椒丝和姜丝时，突然间她就像被油锅里的油烫着似的打了一个哆嗦，刚才还洋溢在她脸上的笑容转瞬即逝。原来我们光注意谈论我的锅蹋豆腐，你的扁豆焖面，谁也没有注意到医院住院处催缴住院费用的来了。这是一个稍微有点儿跛脚的上了点儿岁数的男人。病房里刚才还热热闹闹，这时一下子变得似乎静寂无人。直到那个一瘸一拐的白衣人走过我们的病床，我们才又恢复了谈论。我注意到她长吁一口气。后来她说话时全然没有了刚才似大厨那种得意劲儿，眼角的余光时不时地盯着那个走路高低起伏的身影。

    断断续续地，我从隔壁老太太那里，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她是一位初中英语教师，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寄养在她姐姐家。刚生下女儿，她就得了红斑狼疮。当时脸上长了红斑，孩子刚刚两岁，丈夫与她离了婚。丈夫没有要孩子，他怕孩子长大后也得和她妈妈一样的病。从此，她一方面与病魔抗争，一方面还要哺育幼女。一个女人撑起家的艰辛自不必说，更何况一个长年患病的女人。这一次，是她的兄弟姐妹凑钱让她来北京复查，本想化验单出来找医生看看便回家，没想到病情反复，医生让她住了院。“她这次化验指标很高。”云南老太太小声对我说。“是吗？我看她情绪很好，还以为她马上要出院了呢！”

    后来，她的病情恶化，发起了高烧。有时听见她说胡话，喊着“婷婷”。老太太说那是她女儿的名字。就在她体温一天高似一天的日子里，除了医生护士我从看见别人进出她的“病房”。

    有一天，我们都刚刚吃过早饭，站在门口等着看着今天是哪个护士当班输液的时候。突然看见几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女，在护士台和护士说了几句话，然后便进了小于的“病房”。过了一会儿，小于穿着她自己来复查时穿的衣服，被人扶着走出了病房。我看见她快走到护士台时，扭过头看了我和那个云南老太太一眼。

    “没钱治了，被家里人接走了。”我听见云南老太太在我身边叨咕了一句。

    后来，我当然没有了她的消息。

    病房中的病人来往穿梭，你刚出院，她又来住院，大医院的病人都在门口排队等着进来。

    经过了许多年，她是我至今仍在时时思考却不得其解的女人。

    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的时候，我的右边邻居是一位来自石家庄的女人，她得了肌无力症。近四十岁的年纪，胖胖的圆脸恰恰符合我们服用激素人的典型特征：满月脸。但她身材并不像我们这些常年服用激素的人那样“魁梧”，没有呈现出那种典型的“水牛背”。小小的眼睛总是似笑非笑，偶而眼珠一溜会让你绝不敢对她小觑。

    她先我住院，所以我刚进来的第一天，她便和我母亲搭讪，于是短短半天，我们相互便对对方的病情了解得清清楚楚。她把她过去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一个很有风韵的女子眺望着远方，流露出似乎在期盼着什么的神情。十几张照片上不是她和她儿子————一个英俊的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就是她和她的几个女性朋友。刚开始我觉得很奇怪，除了上午治疗时间外，她总是在过道或病人的“门口”溜达，倚靠在门边权当“门框”的木板墙上，嘻嘻哈哈地聊上很长时间。时间很长，病人有些乏累，在再三示意下，她才转身慢慢地腾挪着步子离开。一眨眼，她又走到另一个没有午睡的病人房边继续聊。不仅如此，渐渐地，我发现她还喜欢在人家吃饭或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人家“门口”。有些人便邀请她品尝刚买来的各色小点心或水果。久而久之，病房里的病人开始有些厌烦她，有时不得不说上两句话之后，话中便带有送客的意味；或者干脆不答理她，一会儿她便自动离开了。

    我也开始烦她。她总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扒门帘往里看。有时妈妈给我做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饭菜刚打开，她就出现在门口。“吃好吃的呢？”她打着哈哈，眼中却流露出渴望的神情。“你爱人去给你买饭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呀？”每当此时，我就会用此话搪塞她。听到此话，一会儿她就会离开，渐渐地，她去别人那儿，再不来我门口了。

    她的丈夫在医院照顾她。平常很少听见他对她讲话，总是听见她对他说话：对医生护士有什么要求，买什么东西，想吃什么。奇怪的是住在隔壁的我听不见她丈夫的回答。

    有一天中午，妈妈给我买了一碗“馄饨猴”的馄饨。我吃得很香，临了告诉妈妈过两天再给我买一碗。第二天上午，快到十一点，我听见她对她丈夫说，她想吃“馄饨猴”的馄饨。

    后来我听见她丈夫离开，她那边也就没有了声响。中午我帮妈妈涮碗经过她病床时，看见她仰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桌子上除了一个暖瓶和水杯以外，什么也没有。

    下午两点钟护士给我打热水我泡完脚想到病房外去散步时，在走廊看见她丈夫慢悠悠地向病房走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份粥。我们相互微微一笑。三点钟我从协和医院的西花园回到病床时，经过她的“门口”，看见她丈夫正在用小勺子喂她粥，病号服的胸前湿了一大片。

    原来肌无力的患者，自己拿不住东西，干什么身边都需要有人照顾。吃饭、穿衣裳、起床，睡觉、洗脚—————一切都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自如。渐渐地，我发现，每次快到吃饭时间，她丈夫就提着饭盆走了，直到我和妈妈都吃完饭，碗都涮完，他还没回来。顿顿这样，天天如此，她都很晚才吃上饭。而且清一色是粥，偶而是豆浆、面条。

    于是，便出现了前文中的那一幕：她丈夫外出打饭时，她不再呆在她的病床上，而是四处溜达，和这床儿谈谈，和那床儿唠唠，有时正在吃饭的人家便给她些吃的。原来，她饿呀！她是在“要饭”吃呀！

    后来我的病情加重，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丈夫只好在单位请了假从北方赶过来。同是男人很容易沟通，很快从她丈夫那儿了解到他俩本是二婚，结婚才两年就又离了。她特别能干，在当地开了一家粮库。她有个哥哥跑运输，常常吆三喝四，能打架，再加上她善于交际，所以她哥俩很有些“能量”。他俩是通过她哥哥的一个哥们介绍才认识的，那时他开出租车，她刚离婚，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可是结婚时间不长，他就发现眉眼总是含笑的她有些不正常，直觉告诉他出岔子了。于是他和她就离了婚。刚离不久，她被诊断得了免疫病。

    “唉，放下钱不挣，跑到这儿来侍候她，没法子呀！”她丈夫对我丈夫说。

    在医院我还没有看到过都离了婚还来照顾前妻的丈夫。后来有一天，又到了吃饭时间，我看到她丈夫又拎着饭盆走出了病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吃过饭，去卫生间，看到病房外的走廊里她丈夫手拎着空饭盆和一个病人家属谈得正欢。看到我，他有些窘迫，和那人说了一句以后，便向病房相反的方向走去。不到半个小时，他回来了，给她买了一份面条。

    后来，丈夫对我说，他发现她丈夫好象经常在外面和人闲唠、磨蹭，很晚才去买饭。而她此时则在各病床之间“溜达”，不时从病友手中接过些吃食。

    最终，她还是要出院了。她哥哥带着几个人来接她。她丈夫去结帐，病房里只剩下他们兄妹俩，木板墙没能阻挡住从隔壁传来的谈话声：

    “他怎么样？没气你吧？”哥哥问。

    “还行—————”妹妹答。

    “你放心，有我在，他敢不来。如果他对你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哥哥说。

    “我们什么时候走？”妹妹问。

    “下午。明天我还得跑一趟长春，有一批货着急要。”哥哥答。

    ……

    出了院，我们相互没有往来。后来去医院复查时，听一位石家庄的病友说，她还在开着粮库，生意很好，而且她又结婚了。

    她是我东北老乡，不仅如此，她就在我读研究生的大学对面的一家军队医院里做护士。在家乡我们根本不认识，命运安排我们相识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她得了一种罕见的免疫病。她爸爸妈妈照顾她，给她安顿好以后，他们去从朋友借来的一所房子里安歇。她妈妈是一个和蔼的小个儿女人，闲暇时总爱和病人或家属唠嗑。你得的是什么病？怎么治的？谁给治的？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好的？像医生询问患者病情似的，惟一不同之处是她母亲听病人说着说着，眼圈会发红，紧接着还会跟上一句：我闺女也是这样。同样的命运使得她母亲和我母亲最谈得来；同时我和她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病友。

    得知我要做“造血干细胞”自体移植，她怕我害怕总替我打气。“姐，医生说移植有危险，不过听病友说有的人移植后回医院复查时和原来判若两人。如果我有钱，我也会试试。姐，看你多幸福。”这时我看到她脸上浮过一片乌云。她丈夫是一名军人，两人结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儿，积蓄本来不多，看病又花去了大半。夫家是部队高干，她娘家穷，父母都是退休工人。据她讲，这次来京看病是双方家庭谈判的结果：錃家出钱，娘家出人。于是，她父亲负责做饭、送饭，她母亲负责在医院看护。

    医院的生活对于健康人来说太乏味，当紧张的抢救期过后，漫长单调的治疗康复期就会使得一些病人或病人家属变得烦躁起来，她父亲就是这样。一天，她母亲来到我病房，眼圈红红的，显然是刚刚大哭过。经过询问，才知道她女儿的病情现在恢复得很好，是她爸爸，厌烦了在北京的护理生活，想自己一个人回家。“我女儿的病儿刚见点儿起色，怎么能现在就回去？”她呜咽着说。就在这时，我听见病房里一个老男人大嚷：“我这是干什么哪！什么也玩不了，在这儿受罪。我不干了。”这是刚刚和她吵过嘴的她丈夫的声音。听到叫嚷她飞速离开我，回到她女儿病房，去安慰那时肯定已极度伤心的女儿。

    后来，我去看她女儿，她总是无精打采。有时看到她那种伤心的样子，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有一天，她丈夫来了，穿着军装。我在病房里听到了她的笑声。可只过了一上午，下午她丈夫就返回部队了。晚上我从她病房经过时，看见她躺在床上，头上蒙着被子。

    她父亲后来又闹了几次，最后那次，她母女俩呆在我的病房里，任凭他在他女儿病房里大声地发着牢骚。

    正赶上我要抽备份血，进抢救室时，她出院了。我们没来得及说几句话，只是相互约定：回老家再打电话。

    紧接着，正如她言，危险在我移植回输干细胞前就来到了我身边。经过抢救，过了六个月以后，我终于停止了高烧。当我回到东北老家时，正值黄叶满地堆积时节。

    一天傍晚，我拨通了她留给我的电话。对方是一个女生接的，我说出要找的人名时，她愣一会儿，旋即问我是哪位？我说我是她的病友。这时我听见她喊道：“妈，我姐的病友来电话。”当时我就感到不妙，脑袋有点儿发晕。“怎么会？刚过没几个月呀？”

    “喂？”电话那头传来她母亲熟悉的声音。

    “阿姨…”

    “是你吗？你手术做完了吗？”我话儿还没说完，她母亲就听出了我，焦急地询问我的病情。

    “我做完了一期，中间出了点儿意外，不过总算过来了。她好吗？”

    “她走了。上星期刚走。”她母亲哽咽着说。

    “什么？怎么会？从协和回来才半年多。”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不是吗？才半年多。刚回来她挺好的，公婆把她调离了医院去了一家公司。上班没多久，单位有人感冒发烧。有人知道她原来是护士就让她帮忙给输液，结果她也被传染上了，高烧不止，只好住院。医生说她原来的病情有反复，又用上了大量的激素。烧退了，可大量的激素一直没停下来。原来她的主治医生到外地去开会，忘了下医嘱；他带的实习医生又不太懂。科里取消了科主任查房制，实行自己的病人主治医生自己负责，结果一直等到她的主治医生回来才往下撤激素，但这时她已经有感染症状了。回到家以后，她一直咳嗽，老说她憋气……”

    “为什么不去住院？”

    “她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医院。”

    “直接去北京协和医院哪？”

    “不瞒你说，我和她爸哪有那么多钱呢？后来看到她快不行了，婆家不管了，钱也不出了。他丈夫来了一趟，把孩子抱走了。直到她走的那天，他才来。”

    “那为什么家里不租个氧气瓶呢？”

    “家里租氧气瓶？个人能租氧气瓶吗？”

    “怎么不能？我家就给我租了一个，到氧气站交押金就可以。她是护士，而且还是高干病房的护士，以前一直护理老干部，她应该知道的。”

    “可她没说呀，有时憋得特别难受，她就让我把门窗开大。这孩子为什么不说呢？”

    我没有言语，因为眼泪已经流到了我的嘴角。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说。

    “她走的那天，还念叨着你，说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

    晚上丈夫下班回来，我流着泪对他讲了她的故事。他搂着我，问：“她为什么不让家里人给她租个氧气瓶呢？”

    “她不想租。让她呼吸衰竭的不仅仅是她被感染的心肺，还有她的生活…”再多的话儿我已经说不出来了。

    今天晚上我要去北京复查了。自从在协和医院出院以后，每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我都去北京复查。医生说，这样可以尽早地发现问题，及时治疗。每次动身前，我都异常紧张，生怕化验单指标不正常。跌落到过生命低谷的人，事后哪怕让他在谷边瞟一眼他都会胆战心惊。

    2002年5月1日，我跌到了“生命之谷”。连续三个多月的高烧终于把我逼到了“谷底”。就在那天凌晨两点多钟，吃过退烧药处于昏睡中的我突然睁开眼睛，当时就觉得医院的房顶在前后晃动，而且越来越剧烈。二十四小时输液已经弄得我疲惫不堪，我拚命地挣起身看见抢救室地中央摆放的、专为病人家属用的躺椅上，日益疲惫的丈夫睡得正香，他发出时大时小不规则的呼噜声似乎正在为“房顶的摇摆”伴奏。我心里暗暗埋怨自己：你做什么事怎么都这么着急，家里人不是比你还急吗？心里干吗那么沉不住气呢？就不能平静下来吗？自我的思想工作未能阻止我狂跳的心速，我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我喊醒了丈夫。看见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站在地中央一动不动，显然是被吓懵了。“快去找大夫！”我用尽气力狂躁地向他大喊。这时我看见房顶晃塌了。

    医生护士很快冲进了抢救室，他们给我鼻子里插进氧气管，随即开始检测心电。尽管躺在床上耳中听到氧气通过塑料瓶过滤时水发出的“咕咕”声，我还是感到呼吸困难。这时我看见医生和护士都木立在床前，严肃地盯着我。丈夫站在他们身后，也在木木地看着我。你们这些人怎么不采取措施呢？我急了，冲着丈夫喊：“氧气开大点儿，我喘不上气！”这时一个值班护士冲上来，想把我抱住，拖我坐起来。由于长年服用激素，苗条的身材早已被异常雍肿的厚肉充塞，她没抱动我。我冲着丈夫大喊招呼他来帮忙。坐起来后我稍稍觉得舒服了一点儿。房顶不晃动了。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我被测血压，服药，丈夫也进进出出，表情阴沉。过了有一会儿，满脸泪痕的爸爸和妈妈出现在抢救室里。半夜三更看见他们出现在我床边，出生在医生世家、得了病一直没有害怕过的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眼圈红了。妈妈轻轻拍着我的肩头，说：“妈妈来了，你没事了。”我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的眼睛，在那里，我没有找到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丝慌张。到了早晨七点多钟，我的呼吸渐渐平缓了下来.我睡着了。

    一阵凄厉的哭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熟悉了三十二年的声音。我冲着刚刚步入房门的丈夫问：“妈为什么哭？是不是医生说我不行了？”

    “没有。你没事……”丈夫红着脸，坚定地说。

    “不对，妈妈从来没有在人前这么大声地哭过。肯定医生说了什么。”

    “你不会有事的，这一切都过去了。”丈夫盯着我的眼睛，表情异常认真地对我说。

    “那你笑笑。”我依旧不信任地对他提出要求。丈夫生性乐观，从认识他到我们共同生活了这么些年，他整天乐呵呵，我从未见他皱过眉头，更别说他哭了。早在我住院之初，我俩就约定好：如果哪天我见他哭了，我就知道我完了。

    他动动嘴角，咧了咧，算是对我的回答。我知道这次，我真的是凶多吉少。

    妈妈红着眼圈走进病房。我和丈夫谁都没有吱声。我知道我不能问妈妈，她已经不能再受刺激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日我还是和针头做伴，疼痛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如今坐下来回想过去的日日夜夜，情怀如水。但当时我的心就像航行在暴风雨肆虐的大海上的孤帆，起伏不定。当时医生当着我母亲的面开出了“病危通知书”，说我呼吸衰竭随时都可能“过去”。

    人生有时真是“难堪雨藉，不耐风揉”。不管浓愁几许，终究我还是走了出来。因为不论大夫怎样摇头，妈妈如何叹息，丈夫的眉头深深紧锁，我始终相信自己不会死，不会在那时就那样死掉。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太阳在海边升起、雁阵向北方飞去；山水花草的款款风情、人间的寒暖，我还没有体味，我怎么就舍得离去？

    人永远不要失去信心，哪怕是在绝境！老天不会向一个绝望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人活着要有信念，人生不会永远是雨骤严霜，会有良宵淡月的那一天，要相信自己会有“疏影尚风流”的时候。

    人在无所事事又孤独寂寞的时候，总会怀疑一切，包括他最热爱的人，尤其是爱人.我也一样，他出差去美国，只去一周，可我却感觉像是三年，事实上到今天他才走了三天。平常他在家的时候，我也是看书学英语炒股票做饭洗衣服，如今他不在家我还是干这些东西，甚至就连饭菜都没有少做多少，可是心里空荡荡。真是“凉生枕簟泪痕滋”。可那是别人与她的丈夫永别后的悲苦。而我与丈夫只是小别，我就这样“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真是有点不像话。）有时候，快乐要自己寻找，于是今天我就去“寻欢作乐”去了。楼下对面的空地最近月余不知是谁组织人在跳舞，一支支欢快的歌曲，每天都挤进我家的窗户，涌进我的耳鼓。母亲来时曾对我说，有空也让我去跳。丈夫怕我关节不灵便，再闪了筋，一直不大赞成我去。去年我摔折筋的右膝盖上的丑陋伤口也总在提醒我出门要注意，走路要注意，坐车要注意……手术后的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都躺在床上，就连发高烧又死又活的日子里，我都没那么悲伤.那时真觉得自己生不如死。自己不能动，炕吃炕拉，想想人如果真到了这份儿上，什么心情都不可能有！于是，我扳住自己，只有眼神掩饰不住羡慕的神情，总往窗外楼下瞟，耳朵也总是搜寻乐曲的音高音低。

    昨天特别愁闷，他不在身边，只能自己解决。于是晚饭后，学完英语，便溜到楼下，本想就在楼下小区转转，可心却在不停地怂恿我走出小区，向街对面的空地走去。空地上早已不“空”，已没有人落脚的地方。在队伍外右前方我拣了靠近路边的一个空地上，开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我左前方的领舞女孩。慢慢地，我的脚开始在动，最后胳膊、腰索性也一起动了起来。原来跳舞是这么美妙！它能让人忘却一切烦忧，心情顿时快乐起来。

    偶尔的头疼脑热有时会让人青睐，因为这样爱你关心你的人都会对你呵护有加，就连平时总爱扳着脸儿的父母这时也会温柔细语，平时的粗声大嗓也都甩给了“没有眼力件儿”的妹妹。面对着护士手里的针管，一向对姐姐“不屑”的妹妹更是眼泪汪汪，全部的同情“雨”似乎都淋到了你的头上。可如今，我得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痊愈的病——确切点儿说，世界难治，是一种不是癌症的“癌症”。免疫病就是这样可怕，它能慢慢消耗你的体力，消磨你的意志，榨干你的希望，然后绝望痛苦悲伤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你，直至把你送进坟墓。

    人生只这一次，世人皆是。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在你最得意最幸福最能干的时候给你当头棒喝。这一棒打得我差点儿与世永远隔绝。性格的倔强这时候变成了一种优秀的品质。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它使我并没有完全屈服于病魔。尽管当时自己心灰意冷，但最终还是站了起来。人生如果没有这些坎坷，当你回过头来看你的生活，你就不会发现美好和幸福。

    如今我从北方来到了江南，我想江南的丝丝小雨会让我的康复生活得到充分滋润。人要自己寻找快乐。人生最大的痛苦，我认为是，你本来觉得自己行，可以干出一番你向往的事业，你可以像别人一样享受夫亲子绕的天伦之乐，你可以快快乐乐地唱，潇潇洒洒地舞时，而你却不能，因为你的手，你的脚，还有你的抵抗力都还要抵住疾病的侵袭，更要经受岁月的考验。这一切都是未知的，但你的心情、你的自强、你的不屈是明明白白的。

    人就得要坚强地走下去，因为人生的风景越到最后越优美。

    驹隙人生，转瞬又快过春节了。想想小时候过春节的情景如昨日之景历历在目。

    那时候，家家差不多都没有钱，但好象都过得很幸福。也许是我幼小，没有经过世事的缘故，在那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我们这些小屁孩儿尽情地欢笑、嬉戏。

    那时我和哥哥、妹妹穿着新衣服，嘴里含着妈妈让人特意从上海捎回来的奶糖，冻得通红的脸蛋儿和按捺不住燃放鞭炮所带来的喜悦一起在数九寒冬中争艳。小男孩聚在一处比比谁的爆竹多，谁放得鞭炮响；女孩子则在一起看看谁的新衣服漂亮，谁的蝴蝶结俏丽。没有愁闷，没有烦累，只有扑天盖地的鞭炮声和时时入耳的哈哈大笑。

    那时家家未必吃饺子，家家未必都有好吃喝，但在我们这些孩子心里那已是极美的了。

    如今经过世事的磨练，人也懂得了世间的百般滋味，对过年已不再心弛神往。但不知怎地，心里隐隐还时不时地涌起对往昔时光星星点点的回忆。人不可能再踏进过去时光之河，这是苦难的幸事，也是美好的不幸。看着父母日益增多的白发和脸上堆起的皱纹，听着他们日渐软弱无力的呼吸声，我心揪然。谁能止住时光行进的脚步，谁又能造出穿越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机器？一声声的叹息和无奈在漫无际涯的苍空中回旋、漂荡。

    是是非非、沟沟坎坎同时也在时光中消逝，这可能就是老子他人家那著名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另一个辩证例证吧。随着人老境日渐显现，新生命也在诞生，我的小外甥来到了人世。粉嘟嘟的脸蛋和奶声奶气的声音仿佛将我拉回到过去那无比天真的孩提时代。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过去的时光倒流了。

    也许他也在经历着我们过去所体验过的幸福和美好，也许他也要积攒今天的喜悦和甜蜜，但愿他的人生少些曲曲弯弯沟沟壑壑，尽管路太直了缺少意味，“霎时风，霎时雨，霎时睛”的人生天气毕竟不会带给人更多美好的体味。

    要过年了，当一个人静下心来坐到电脑前盘点她一年来的“丰歉”时，就像一个酒醉之人总免不了唠唠叨叨、自言自语。所幸的是，人生的美好总要被人创造出来的。就像一株无人注意的小草总会在你不经意间随风款摆。

    已届中年，病魔了拖沓我的病体，也差点儿拖跨我的精神。如今在精神地感召下身体也日渐康复。时间就是一个魔术师，它总是在变着法儿戏换着人生。逢年伤怀，这也许是一个桑榆老人的独特境写，并非一个尚处勃勃中年人的喁喁情语。但感怀旧事，有时是为了自省，明了尘世除了攘攘喧嚣，还有一种寂寂无声。

    在寂寂无声中耕耘，在点点滴滴中收获。

    妹妹的一个朋友小镜正在和丈夫分居，听到这个消息我惊诧得嘴大张着好半天。放下电话，我还是愣愣地坐在沙发上，晚饭后在厨房收拾锅碗瓢盆的丈夫听到还叽哩哇拉说个不停的我突然没了声响，赶忙过来看看我是不是又搭错了哪根筋。“小镜要离婚。”我盯着丈夫询问的眼神回答说。“唉，这个世界男女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离婚。”丈夫转身又回到厨房继续擦着没有擦完的炉具。“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俩为什么离婚？”我有点儿觉着受了冷落，随即跟着他走到厨房门口，看着他干活。“不用问，要么是男的嫌女的不漂亮不温柔年老色衰，要么是女的嫌男的不够威猛不够有钱窝囊老实。”“怎么会？她长得多丑哇！听说还是小镜要离婚，她在外边有了人。小东是多好的一个人哪！”“怎么不会？要是不会，这世界才叫怪呢！”

    小东是小镜的丈夫，他俩本来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可有一天，生长在南方的小东来到北方的亲戚家做客时，认识了她表妹的同学小镜。小镜长得丑，但人聪明，又好学，毕业于北方一所重点高校。小东毕业于南方一所技术院校，为人憨厚，有点木讷。由于双方当时年龄都比较大了，认识不长时间，双方老人就催促着他们结婚。婚后，他俩生活非常幸福。小镜聪明能干得到上司赏识，很快便被公司派到南亚国家工作。小东是技术骨干，在单位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妹妹那时常拿他俩作为未来自己二人生活的榜样，有时也将他俩作为衡量她姐姐和姐夫——也就是我和我丈夫的幸福指数。随着出国次数的逐渐增多，在国外的时间增长，小镜收入越来越多，而搞技术的小东挣的工资却长年不动，他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那天，妹妹看见小镜腕上带着一块欧米茄手表。“别人送的。”小镜红着脸儿说。妹妹什么也没说但什么都明白了。后来就传出来他俩分居要离婚的消息。

    过去自己的幸福婚姻榜样即将要劳燕分飞，这不仅对妹妹还是对我都感到有些意外。是人心不古，还是世道转向？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安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是不是衡量幸福的尺度？在九十年代末，这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二十世纪人们更加向“钱”前进，衡量一个人尤其是男人的标准不是人是不是憨厚老实有才，而是看你是不是眼珠滴溜溜转钱包是不是鼓鼓囊囊。谁管你有没有老婆！老婆可以不离可以用来抚养孩子照顾老人，这叫“家里红旗不倒。”包女人，“外面彩旗飘飘”，图得是色和欲的双满足。也许一个色艺绝伦的女人红杏出墙不会让你觉得意外，可当一个貌不出众的女人、有一技之长的女人也在寻找她自己“婚后的幸福”时，这不能不让你深思。是人们改变了世道还是世道改变了人？到底世上有没有幸福稳定的家庭，有没有相濡以沫的夫妻？

    一个大是大非的人，一个热烈张扬的人所为任何事可能都不会令人错愕，但一个平常不能再平常的人的生活发生波澜时，却令人不能不沉思。

    我真不明白这个世间的人到底要什么，“钱不是万能的”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可为什么人们要抛却一切，去追求“不是万能的阿堵”呢？

    也许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自由，变得越来越宽容和开放，但作为人之为人的道理是不是不能变得太离谱了吧？

    身在异乡，平日里忙忙碌碌，父母妹妹外甥的电话总让我充满激情地投入每天的工作之中。有亲人的软软耳语，那时我不想家。临到过年之际，窗外的鞭炮声勾起了我对家乡的思念。一天下午，我的睡梦中都是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在江南呆了快一年了，自小还从来没有离开母亲这么长时间，是该回家了。

    家乡的雪下得大不大？家里的房儿扫了吗？冻饺子包了吗？春节的“年味儿”在我的脑中盘绕。自从身体发病以来，这是惟一的一年——我没有住院。十多年来，我年年都要两次三番地往医院跑，尤其是冬天，我总会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前静静地看着洁白的雪花从漫无涯际的灰暗天空中飘落。那时，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我能身体健康，能像美丽的雪花一样在世间飞舞呢？

    结果，不出几年，我便随同丈夫来到了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苏州曾是我旅游想往的目的地。记得上高中地理课时，我曾指着地图和同学说要是能游遍华东这些历史名城该有多好！往日的梦想早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时，命运之神却把我推到了这里。丈夫工作调动，从千里迢迢的北方来到了江南。而且这一来很可能是永久！

    在北方看惯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日图景，南方隆冬的绵绵冻雨着实让我感到新奇，尤其是随着瑟瑟寒风摇摆的碧绿小草和依然绽放的花朵更是让我体悟到了生命的顽强。想想自己真是万幸，要是当年在医院中一病不起，眼前的景色如何能欣赏得到？造化神奇，它能将你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又能让你在山重水尽之时柳暗花明。人生不仅有脉脉的平原，更有谷地和高山。永远不要退缩，挺过难关是阳光大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不论何时，只有勇敢往前走，你的人生风景才能绚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