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东北老乡，不仅如此，她就在我读研究生的大学对面的一家军队医院里做护士。在家乡我们根本不认识，命运安排我们相识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她得了一种罕见的免疫病。她爸爸妈妈照顾她，给她安顿好以后，他们去从朋友借来的一所房子里安歇。她妈妈是一个和蔼的小个儿女人，闲暇时总爱和病人或家属唠嗑。你得的是什么病？怎么治的？谁给治的？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好的？像医生询问患者病情似的，惟一不同之处是她母亲听病人说着说着，眼圈会发红，紧接着还会跟上一句：我闺女也是这样。同样的命运使得她母亲和我母亲最谈得来；同时我和她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病友。
得知我要做“造血干细胞”自体移植，她怕我害怕总替我打气。“姐，医生说移植有危险，不过听病友说有的人移植后回医院复查时和原来判若两人。如果我有钱，我也会试试。姐，看你多幸福。”这时我看到她脸上浮过一片乌云。她丈夫是一名军人，两人结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儿，积蓄本来不多，看病又花去了大半。夫家是部队高干，她娘家穷，父母都是退休工人。据她讲，这次来京看病是双方家庭谈判的结果：錃家出钱，娘家出人。于是，她父亲负责做饭、送饭，她母亲负责在医院看护。
医院的生活对于健康人来说太乏味，当紧张的抢救期过后，漫长单调的治疗康复期就会使得一些病人或病人家属变得烦躁起来，她父亲就是这样。一天，她母亲来到我病房，眼圈红红的，显然是刚刚大哭过。经过询问，才知道她女儿的病情现在恢复得很好，是她爸爸，厌烦了在北京的护理生活，想自己一个人回家。“我女儿的病儿刚见点儿起色，怎么能现在就回去？”她呜咽着说。就在这时，我听见病房里一个老男人大嚷：“我这是干什么哪！什么也玩不了，在这儿受罪。我不干了。”这是刚刚和她吵过嘴的她丈夫的声音。听到叫嚷她飞速离开我，回到她女儿病房，去安慰那时肯定已极度伤心的女儿。
后来，我去看她女儿，她总是无精打采。有时看到她那种伤心的样子，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有一天，她丈夫来了，穿着军装。我在病房里听到了她的笑声。可只过了一上午，下午她丈夫就返回部队了。晚上我从她病房经过时，看见她躺在床上，头上蒙着被子。
她父亲后来又闹了几次，最后那次，她母女俩呆在我的病房里，任凭他在他女儿病房里大声地发着牢骚。
正赶上我要抽备份血，进抢救室时，她出院了。我们没来得及说几句话，只是相互约定：回老家再打电话。
紧接着，正如她言，危险在我移植回输干细胞前就来到了我身边。经过抢救，过了六个月以后，我终于停止了高烧。当我回到东北老家时，正值黄叶满地堆积时节。
一天傍晚，我拨通了她留给我的电话。对方是一个女生接的，我说出要找的人名时，她愣一会儿，旋即问我是哪位？我说我是她的病友。这时我听见她喊道：“妈，我姐的病友来电话。”当时我就感到不妙，脑袋有点儿发晕。“怎么会？刚过没几个月呀？”
“喂？”电话那头传来她母亲熟悉的声音。
“阿姨…”
“是你吗？你手术做完了吗？”我话儿还没说完，她母亲就听出了我，焦急地询问我的病情。
“我做完了一期，中间出了点儿意外，不过总算过来了。她好吗？”
“她走了。上星期刚走。”她母亲哽咽着说。
“什么？怎么会？从协和回来才半年多。”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不是吗？才半年多。刚回来她挺好的，公婆把她调离了医院去了一家公司。上班没多久，单位有人感冒发烧。有人知道她原来是护士就让她帮忙给输液，结果她也被传染上了，高烧不止，只好住院。医生说她原来的病情有反复，又用上了大量的激素。烧退了，可大量的激素一直没停下来。原来她的主治医生到外地去开会，忘了下医嘱；他带的实习医生又不太懂。科里取消了科主任查房制，实行自己的病人主治医生自己负责，结果一直等到她的主治医生回来才往下撤激素，但这时她已经有感染症状了。回到家以后，她一直咳嗽，老说她憋气……”
“为什么不去住院？”
“她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医院。”
“直接去北京协和医院哪？”
“不瞒你说，我和她爸哪有那么多钱呢？后来看到她快不行了，婆家不管了，钱也不出了。他丈夫来了一趟，把孩子抱走了。直到她走的那天，他才来。”
“那为什么家里不租个氧气瓶呢？”
“家里租氧气瓶？个人能租氧气瓶吗？”
“怎么不能？我家就给我租了一个，到氧气站交押金就可以。她是护士，而且还是高干病房的护士，以前一直护理老干部，她应该知道的。”
“可她没说呀，有时憋得特别难受，她就让我把门窗开大。这孩子为什么不说呢？”
我没有言语，因为眼泪已经流到了我的嘴角。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说。
“她走的那天，还念叨着你，说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
晚上丈夫下班回来，我流着泪对他讲了她的故事。他搂着我，问：“她为什么不让家里人给她租个氧气瓶呢？”
“她不想租。让她呼吸衰竭的不仅仅是她被感染的心肺，还有她的生活…”再多的话儿我已经说不出来了。www.xin21.com感谢您的支持请把新世纪网推荐给您的好友！